智慧交通未来趋势篇1
【作者简介】
张为志,浙江大学科学技术与产业文化研究中心副主任、非现场经济研究所所长,美国夏威夷大学交换教授。研究方向为区域文化与区域经济实践探索与比较。主要著作有《智能移动终端支撑下的非现场经济》等。
长期以来,我们在基本思考方式上接受的教育一直是:站在现在、回看过去、畅想未来。进入21世纪,借助于智能科技高速发展的成果,社会发展变化的速率也达到了一个空前值,“现在”这个词的时间定义范围不再是以年为计算单位的一个时间概念。我们会发现今天的“现在”也许只是几个月或几天,甚至第二天就成为了完全不同的“未来”。换句话说,我们开始出现了看不清或看不懂“现在”的新困惑,传统概念上的“现在”每天在变。“站在现在、把握现在”变成了一个畅想,看不清现在也就更不敢畅想未来。《时代》杂志文章指出,发明家、计算机科学家雷蒙德·库茨维尔相信,智能技术的“寄点”将在2045年到来,届时人类文明即将终结。笔者以为,人类文明即将终结那倒未必,而是人类文明即将进入一个崭新的时代。2010年3月浙江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了由笔者纂写的《智能移动终端支撑下的非现场经济》一书,该书的出版就是站在“一个崭新时代”对现在的一次畅想,并首次提出了“非现场经济”这个概念,标志着非现场经济现象研究的正式启动。
非现场经济现象
大工业革命把劳动者从繁重体力劳动中解放了出来,随着人工智能技术应用的不断深入,智慧科技成果的集成态势再次把人们从固定办公场所、交易场所、事件现场、资源现场以及定点PC等特定时空环境的制约中解放了出来,劳动者和生产力再次获得解放,并呈现出了劳动者劳动与生活非现场化加大趋势。
高度智能环境下的“充分感知与应用”和“充分自由”把劳动者从“特定的环境限制中解放”出来经历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信息经济借助于固网及应用技术,实现了便捷的信息交互,并开始启动从固定劳动时间和固定劳动场所向固定的PC转移,初步实现了非现场生活和非现场劳动;第二阶段是信息经济的高级阶段借助于智能技术,特别是移动互联技术、物联网技术和智能移动终端及其综合应用技术,不仅实现了人们从固定劳动时间和固定劳动场所系缚中的解放,更是把人们从固定的或定点的PC中解放了出来,真正实现了时空自由的“感知与应用”的非现场生活与非现场工作。
非现场化极大地改变了我们的生活形态和生活习惯,这种趋势再次迎来巨大的社会变革,推动了非现场经济的极速发展。此时,传统意义上的劳动,越来越与人们投入的工作时间无关,而取决于他们的智慧性、原创性、创造性以及参与性。我们的工作仍然存在,但不再是单一的稳定的“工作岗位”。越来越多的人将在非固定工作岗位上,把劳动和知识产品转化成数据,转化为智能服务产品。这种不直接挂钩劳动时间的价值体现,依靠的是敏锐发现新问题、创造性地或主动参与来解决问题和借助于智能技术体系灵活应用的综合能力,这个新能力就是新时代人们的智慧劳动。它们不需要离开它的原始占有者就能够被买卖和交换,其价值的增加是通过智慧或智慧应用来实现,而不是通过直接的劳动时间长短来实现。工业社会劳动文化的两大基本支柱:固定劳动时间和固定工作岗位,将退居次要地位。也就是说,劳动的经济效益与劳动的工作地点、工作时间的直接关联度越来越松散。这种直接关联度向间接关联度转变的结果是:各种非现场劳动的基础面成熟了。即:智能生活模式极大地拓展了人们非现场的活动时空,人们的非现场工作、非现场交流、非现场交易等行为的实施,在时间和空间上都成为了可能。
在非现场活动为主形态的社会环境中,新的劳动生产率不再是简单地取决于劳动资料量的增加,而是依赖于智慧共享体系在非现场生产和非现场生活中的各项应用,表现在这种最佳结合成果的共享性上。世界范围的传感器联网、电脑联网、云端共享、人工智能将使越来越多的传统领域以数据流通取代产品流通,将工业劳动演变成智慧劳动和应用服务。智慧的数据产品能够通过智慧共享体系被大量复制和分配,而不需要额外增加费用。这一特殊的劳动和产品能够通过智慧共享平台来再利用或再分配,其价值的增加是通过智慧劳动在智慧共享体系上的放大,而不是传统劳动的直接价值来实现。
这里指的智慧劳动不是单指技术劳动,而是指借助于智慧共享体系放大其效能的一切劳动。智慧劳动的出现不是去替代所有的劳动形态,而是逐步在整个经济中居于主导地位。正是由于无形网络或无形与有形结合的网络经济模式,借助于智慧技术和共享型智慧体系的贡献,使得我们的“智慧劳动”正开始逐步地、部分或大部分地替代原有的市场经济唯一的主导者——“资本”,而成为社会经济新的第二个主导者。非现场经济社会的“智慧劳动”的逐步崛起和资本主导地位的削弱,突破了传统市场经济和有形网络经济模型中各民族和平民参与性的瓶颈,使得弱势民族和普通人士在不一定拥有“资本”的条件下,通过智慧劳动和共享智慧放大的途径,同样具有了“在较短的时间内获得或接近类似资本家一样生活”的可能性。这个第二主导者的出现,触动了整个社会经济的中枢神经,将引起整个全球性的社会经济系列的连锁反应。
智慧共享体系导致的社会经济主导者的悄然变化,正影响着我们社会经济结构的巨变,这一社会活动的变迁催生了新的社会经济现象——非现场经济现象。
非现场经济概述
传统信息经济理论以信息产品为主导,而更高阶段的信息经济则是以数据流为表现形式的智慧共享为主导,是发源于信息经济并超越信息经济的基础。我们如能跨越传统的信息经济研究路径,直接对智能时代下的高级阶段信息经济现象作些深入研究(特别是高级信息经济阶段的应用层面的研究),也许会在某个角度赶上或超过世界其他国家的新信息经济学研究。
非现场经济的产生。1970年托夫勒在《第三次浪潮》中提出了“后工业经济”概念,1982年奈斯比特在《大趋势》中提出了“信息经济”的概念,1986年英国的福米斯特在《高技术社会》中提出了“高技术经济”的说法。1996年联合国经济合作与开发组织发表题为《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的文章,将知识经济定义为:建立在知识和信息的生产、分配和使用之上的经济。“网络社会”一词,首次出现于学者狄杰克(JanvanDijk)于1991年出版的书《DeNetwerkmaatschappij》。狄杰克认为,网络社会是由各种不同网络交织所形成的,而网络也决定了社会的走向跟目标,影响的层次包括个人、组织以及社会。接着,曼威·科司特(ManuelCastells)于1996年出版的《TheInformationAge》中大量使用网络社会的概念描述当代社会的转型。20世纪90年代以来,与“网络社会”意思接近并同时在运用的,还有其他一些名称或术语,如“信息社会”“数字化社会”“赛博社会”“虚拟社会”等。这在国外的文献中,也有类似的情况。“网络社会”这种界定的模糊和名称的混淆,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网络社会研究的深入。③2008年11月,IBM提出“智慧地球”概念;2009年1月28日,美国工商业领袖举行了一次“圆桌会议”,IBM首席执行官彭明盛(SamPalmisano)首次解读“智慧地球”这一概念;美国奥巴马总统公开肯定了IBM“智慧地球”的思路。
笔者以为,如今及未来的智能科技促成了信息经济向智慧共享经济的一次超越,由信息交互功能转向了借助于智慧共享体系的智慧劳动应用,且信息经济、高技术经济、知识经济、网络社会、数字社会、智慧经济等提法均无法揭示出此阶段的社会特征。智能科技与智慧劳动所展现出来最为直接的典型社会特征是:由现场活动占比为主的社会活动形态正逐步转向了非现场活动为主。这样的人类历史发展进程里,用“智慧”代替“信息”,用“非现场”能够更准确地把握社会发展的主特征及当今世界经济的发展趋势。此时,知识经济、技术经济、新经济、数字经济、互联网经济等提法,均已经不足以揭示这个时代带来的非现场化的新经济典型特征。非现场经济的渗透力决定了经济效益、工作效率与工作时长的直接关联度,呈现出了劳动形式越来越松散的态势,这样的直接结果是:各种非现场活动的基础成熟了,非现场活动形态成为了人们社会活动的主要态势。计算机、互联网、智能终端、物联网、云计算、人工智能、量子计算等智能技术的集成和协调作用推动了人类进步,我们可以用互联网经济、物联网经济、信息经济、云经济、量子经济等名词去解说某些社会现象。但是,这些名词和命名只能反映智慧共享体系的局部作用,无法涵盖智慧共享体系的全部,无法描述这个新时代社会的主特征。因此,提出和确立“非现场经济”概念,揭示了人类新文明期的主特征,也将避免传统描述过窄的误区。
非现场经济意识。现今流行的“互联网思维”提法已经无法涵盖持续性智能进步时代的基本特征,故提倡“非现场经济意识”。大工业革命加速了人类社会活动向现场集中,典型的代表就是都市集中、工厂集中、定点工作场所集中。计算机技术的应用则又启动了人们的现场工作状态,逐步移向了定点的桌面电脑。随着移动互联技术与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人们的工作状态和社会活动形态进一步从定点的PC转向了移动智能终端。当人们工作生活的主工具从定点PC转向了移动智能终端,非现场活动也就逐步成为了人们社会活动的主形态,这是一种逆工业化的社会活动趋势,人类社会活动开始进入非现场活动化。智能革命则是把人类从特定的环境限制中再次解放了出来,这是一次个性主张的自由革命。非现场经济不存在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之分。非现场经济不是虚拟经济,也不是覆盖实体经济,而是要求实体经济去顺应非现场经济变化引发的社会变革,特别是去顺应非现场经济环境下新社群结构演变的趋势并进而升级转型,即传统企业顺应非现场经济的发展趋势转型为新的非现场实体经济,这绝不是简单的互联网化或“互联网+”就能完成的。移动互联、智能终端承载起非现场经济活动时空,它不仅仅表现在网络经济世界,还分别表现在了:非现场新社群经济、非现场服务业、非现场金融业、非现场实业经济、非现场制造业经济,以及非现场区域经济、非现场公共管理、非现场民主、政治、军事等非现场意识之中。
因此,我们还能停留在以高度现场为代表的大工业革命社会带来的各种理论体系之中吗?不仅不能停留在高度现场化的经济思维中,也不能停留在传统的PC互联思维中。六年前笔者曾指出,非现场经济时代的到来将标志着PC鼎盛时期的终结。我们的社会经济工作者及参与者、社会管理工作者、科技工作者等,都应顺应新科技革命所带来的非现场化新社群结构及活动的变化趋势,这就是非现场经济意识。
非现场经济。非现场经济(Off-siteEconomy)是指在智慧经济时代以智能化程度为时间节点,由智慧劳动引起,与质能经济相对,反映当今社会由非现场活动的加剧而带来的社会经济变化以及随之而来的与社会结构变化相关的一系列经济现象和经济活动。智能化程度时间节点则以三个转变为标志:模拟传输向数字化传输转变、传感网与互联网的结合、智能科技与ICT科技的结合,它标志着真正的智慧生活的开始,其主要表现形式是人们非现场的智慧劳动活动。
非现场经济的提出不仅仅是一个不同的提法,更重要的是揭示了智慧共享体系下的新社会主特征,是人类历史进程中一个重大文明期的符号。我们可以根据不同时期社群结构与主活动形态的变化,把以自然经济为代表的分散式现场交易、分散式现场管理为主特征的古代称为第一文明期;以市场经济为代表的两次工业革命集中式高度现场化为主特征的时代称为第二文明期;以高效非现场经济为代表的智慧共享社会称为第三文明期。三个不同文明期各自对应了三个不同社会群体的结构和社会体系。
非现场经济学。非现场经济学则是对非现场活动引起的非现场经济现象的本身及其内在运行规律的研究。这是在智慧化的智能时代,以经济学的思维方式,研究和分析非现场经济对当今社会变革和当今社会协作的综合影响力及其经济评价。其研究对象是非现场经济现象及该现象中的智慧劳动,是对智慧劳动通过智慧共享体系成为新经济主导者而展现出来的非现场经济现象及其经济效能的研究。它是一门专门研究智慧技术与经济的本质联系、发展规律及其对社会影响力的学科。包括对智能移动终端、移动互联、移动物联、智慧共享体系等支撑非现场经济的各种现象,以及延伸出来的无人化经济现象和非现场安全经济现象等展开的研究。其目标是多角度解析智慧经济时代带来的各种社会现象的变化,找出一个基本的研究方向和研究路径,有助于人们从各自不同的研究角度或研究领域去得出各自研究的正确结论。非现场经济学的研究并不是给非现场经济现象下个终结结论,而是希望激发起更多的人去关注它和研究它,不断地充实和完善这个新学科的理论体系,以便从不同的侧面去帮助实现各种实际应用需求。
非现场经济的技术基础
非现场经济现象的出现是由各种智能技术的综合运用所形成的智慧技术体系所引起的。因此,对非现场经济的考察应从智能技术的集成开始,至少应包含互联网、物联网、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3D打印技术、智能终端(如可穿戴设备等)、量子计算等这些核心的技术基础。
互联网的新发展(消费到生产)。在互联网商业化的新时代,最重要的发展就是从消费互联网转向了产业互联网。在移动互联网技术的驱动下,互联网已经通过不断的连接和聚合,打破了传统产业的藩篱,极大地消除了信息不对称。与PC互联网相比,移动互联网的聚合能力更加强大,使得互联网逐渐从以消费为主的消费互联网模式向线下实体延伸,向产业靠近。社会已经不再局限于便捷的服务方式以及物美价廉的消费,而是利用互联网向更广阔的产业挺进。产业互联网的发展,意味着各行业,如制造、医疗、农业、交通、运输、教育都将在未来逐渐互联网化。其带来的主要变革将分别体现在生产制造、物流体系和融资体系方面。⑤产业互联网对物流交付平台和信息集成交易平台的建立是传统企业与互联网融合的一个重要方向。
超级物联网。作为历史上首次智能基础设施革命,新兴的物联网很可能会推动生产力的巨大飞跃。它将连接一个智能网络中的每台机器、每家企业、每个住户和每辆汽车,而该智能网络包括通信互联网、能源互联网、物流互联网等,一切都将内置到单一的操作系统中。在新时代,我们每个人都是超级物联网构建的生物圈神经系统的一个节点。
作为发展趋势的大数据。研究机构Gartner给出了这样的定义:大数据是需要新处理模式才能具有更强的决策力、洞察发现力和流程优化能力的海量、高增长率和多样化的信息资产。大数据技术的战略意义不在于掌握庞大的数据信息,而在于对这些有意义的数据进行专业化处理。单个的数据并没有价值,但越来越多的数据累加,量变就会引起质变。换言之,如果把大数据比作一种产业,那么这种产业实现盈利的关键,在于提高对数据的加工能力,通过加工实现数据的增值。
3D打印技术的运用。3D打印称为“快速成型技术”(RapidPrototype),也称为“增材制造技术”(AddMaterialManufacture),又称“快速原型制造”(RapidPrototypeManufacturing)。3D打印技术产生于20世纪80年代后期,它是基于材料堆积法的一种高新制造技术,被认为是近30年来制造领域中的一个最重大的成果。3D打印既是本地的,也是全球的,具有很强的流动性,允许信息化制造者在任何地方打印,并能够迅速转移到任何可以连接物联网基础设施的地方。随着3D打印技术的发展,越来越多的消费者可以在家生产和使用简单的产品,消费者变成生产者,整个经济社会的非现场效应将得到极大拓展。
量子计算技术及其运用。量子计算(quantumcomputation)的概念最早由IBM的科学家R.Landauer及C.Bennett于20世纪70年代提出。他们主要探讨的是计算过程中诸如自由能(freeenergy)、信息(informations)与可逆性(reversibility)之间的关系。80年代初期,阿岗国家实验室的P.Benioff首先提出二能阶的量子系统可以用来仿真数字计算;稍后费因曼也对这个问题产生兴趣而着手研究,并在1981年于麻省理工学院举行的FirstConferenceonPhysicsofComputation中做了一场演讲,勾勒出以量子现象实现计算的愿景。1985年,牛津大学的D.Deutsch提出量子图灵机(quantumTuringmachine)的概念,量子计算才开始具备了数学的基本型式。量子计算及其应用将导致现有通讯技术和商密技术的革命,从而将再次加速推进人们社会生活的非现场化。
非现场经济的理论基础
在理论特性上,非现场经济终结了“资本”在经济生活中的统治地位,使得边际成本趋近于零,改写了效益递减原理,继承了共享经济的理论品格;非现场经济要求人与智慧技术体系的有效融合,带着深深的行动者网络理论的烙印;而非现场经济的最根本的理论基础,即对“非现场”的强调,将可以从哲学,特别是技术哲学对“技术”与“人”的在场问题中找到线索。
和谐哲学理论。非现场经济文明时代,无疆界智慧劳动的共享特征,不可阻挡地推动了无疆域社会制度、社会经济体制的同一趋势。由全球大众借助无疆界的智慧共享体系普遍参与而形成的新约定俗成的基础建立在了自发性与和谐性上,这种认知人类利益共同体的思维基础,在无疆界的智慧劳动的共享体系里也将逐步地自动生成,这也许就是“数理二进制将承载和谐共享的哲学思维”。
这种哲学思想可以追溯到中国古典哲学的思想体系里,中国传统智慧中主张以“和的平衡”来弥补唯物辩证法片面强调“矛盾斗争”的缺陷。美国夏威夷大学成中英教授《如何理解儒家哲学中的和谐概念?》⑥一文曾系统阐述了“六合”理论:太和、义和、中和、仁和、协和、共和或大同。依据太和、义和、中和、仁和、协和、共和或大同,我们把儒家和谐概念划分成六个层次,每个概念都代表了自然物之内及自然物之间的活动、人的活动、群体的活动,以及国家和世界的活动。因此,和谐有多维性和多关系性。
共享经济理论。各种智慧技术形成的智慧网络决定了非现场经济的共享特性,而共享经济的相关理论和实践构成了非现场经济的直接理论来源。共享经济这个术语最早由美国得克萨斯州立大学社会学教授马科斯·费尔逊(MarcusFelson)和伊利诺伊大学社会学教授琼·斯潘思(JoeL.Spaeth)于1978年发表的论文“CommunityStructureandColaborativeConsumption:ARou-tineActivityApproach”中提出。共享经济现象却是在最近几年流行的,其主要特点是,包括一个由第三方创建的、以信息技术为基础的市场平台。这个第三方可以是商业机构、组织或者政府。个体借助这些平台,交换闲置物品,分享自己的知识、经验,或向企业、某个创新项目筹集资金。2011年,合作性消费被美国《时代周刊》称为将改变世界的十大想法之一。
行动者网络理论。非现场经济现象的出现是智慧技术对社会的塑造而导致的,那么对非现场经济的考察不仅要涉及人与人,更要涉及人与物的共同行动,从这个角度上说,行动者网络理论构成了非现场经济另一个重要的理论资源。
行动者网络理论(Actor-networkTheory)以“广义对称原则”(generalsymmetryprinciple)为基准,以“行动者网络”(actor-network)、“转译”(translation)等为核心概念构建而成。广义对称性原则力求平等看待自然与社会、人类力量与非人类力量在科学研究中的作用。拉图尔直言,使用“actor”或“agent”并对他们可能是谁和他们有什么特征做任何假定,他们可以是任何东西,可以是个体的或者民众的、拟人的或非拟人的;行动者组成的网络又是通过“转译”联结起来,所谓“转译”,意为行动者经过努力将自己的问题通过商谈、翻译,转换成其他行动者的问题和利益,从而把其他行动者纳入到共同的“行动者网络联盟”中来,或者相反。转译的实现主要通过以下方式来完成,即问题化、权益化、招募、动员。所谓问题化是指行动者网络发起者——科学研究或技术创新主体——将不同行动者关注的对象问题化,使得自己面临的问题成为其他行动者利益实现的必经节点,从而使他们加入到自己的网络中来,这是建构行动者网络的关键所在。“行动者网络”理论实际上也就是一种“转译社会学”(sociologyoftranslation)。
技术与人的在场问题。非现场经济现象的产生,非现场理念的提出,本质上涉及的是新技术对人与社会的深刻改变,是技术与人相互建构的结果,因此对非现场经济时代技术与人的在场问题的清理将为非现场经济的进一步研究提供理论基础。
在场作为事物存在的一种状态,或者作为存在的“显现”,是一个重要的哲学话题。如果将在场的主体限定为人,就提出了人的在场问题,它将时间、空间、相互作用、主体间性等含义集于一体,是分析人的问题的一个重要维度。在信息时代,人的信息化在场成为人的一种越来越普遍的在场方式,使得人的在场出现了许多新特点。“在场”是海德格尔经常使用的概念,在他看来,对存在的研究必然过渡到对在场的研究。
人的信息化在场可以异时和延后显现,在场跨越当下,超越实体性在场的时空限制。在传统意义上在场如果是一种现实性和实在性的话,信息化在场就开辟了虚拟现实或虚拟实在的存在方式,也就意味着开辟了人的存在的新方式:人的实际性不在场时可以以信息化在场的方式表现出来,并取得在场的效应,从而使不在场者在场化。
信息化在场是在场现象在信息时代的重要表现,也是技术发展导致物和人的显现方式的变迁,它既是人的在场,也不是人的不在场,而是改变了在场的方式:一种间接性的在场。因此,我们讨论非现场经济,实际上是基于技术与人的实在性非在场,以及人的主体性在场。
交往理论。启蒙运动以来,理性和科学成为人们心目中的理想范式,形成了以主体—客体两极图式为核心的近代西方哲学模式“笛卡尔—康德模式”。这种模式由于过分强调人的主体性,导致了物对人的统治,即“异化”现象,人与人的关系沦为物与物的关系。以哈贝马斯、胡塞尔等人为代表的现代西方哲学家通过对近代哲学思维方式和古典主体性理论的反思,提出了主体间交往理论。
哈贝马斯提出了以“交往”为定向的理性图式和哲学范式。哈贝马斯认为,“后现代主义”表明从“意识哲学”向“语言哲学”的转向,亦即从“笛卡尔主义”向“后笛卡尔主义”的转向,哈氏称之为从“主体性”到“主体间性”的范式转换,表现为合理性上的“工具—目的合理性”向“交往合理性”的转换。哈贝马斯交往理论把“社会”划分为“生活世界”和“制度”两部分。他认为,所谓生活世界,乃是积淀在语言中的各种“背景知识”和行为规范的综合体现,它代表了一个社会共同体的集体行为期待,不但个体的经验和行为准则,而且社会的文化传统,都是这种知识的产物。而“制度”则是从生活世界的结构中分化并独立出来的行为调节体制,如政治体制、行政和经济管理体制、法律体制等。依他之见,“真实、自由和正义的思想,作为相互关联的先验的基本规范……建设性地植根于生活世界的合理结构之中”。
非现场经济时代的社群研究也是一个“交往理论”问题,是一个涉及主体之间交互作用和相互关系,以及主体性表达主体在活动关系中的特定属性等的问题。更困难的问题是,在这第三文明期里一个主体是怎样与另一个主体相接触而变化的规律问题。
智慧共享体系
非现场经济现象使人们从固定劳动时间、固定场所和定点PC中解放出来,且极大地放大了智慧劳动的效能。智慧劳动是人类劳动在信息经济高级阶段的主要表现形式,是一种人类适应环境、高效快速地发现事物、创造新事物运动的能力。由于ITC和人工智能技术以超乎人们想象的速度发展,使得人们的智慧劳动具有了前所未有的低成本、高速率的劳动效能。智慧劳动通过由智慧技术、智慧文化共同搭建的“智慧共享体系”,展示出了智慧劳动的“成本极低”和“速率极高”这两个特征,最终成就了智慧劳动是社会经济新主导的地位。
进入21世纪,智能科技和数字产品为主导的数字生活,以出人意料的速度向智能型生活模式转型,并迅速展现出一种新趋势:互联+物联+云计算+大数据+智能终端+人工智能+量子计算=“智能技术体系”的集成态势。
这里特别指出,“智能技术集成”是各种智能技术融合与协同的作用,不是某一单项技术的奇特功效,互联网仅仅只是其中之一。
“智能技术体系”集成态势出现,迅速朝向集成的公开性与共享性方向发展,这种共享性的“智能技术集成”体系再结合了社会动力机制和利益交换机制等人类智慧,这就形成了非现场经济的社会智慧大脑发育,即所谓非现场经济的“智慧共享体系”开始形成与发力。我们可以用一个非常通俗的等式,来加以初步说明:
智能技术集成+社会动力机制+社会交换机制=“智慧共享体系”
这里的社会动力机制指社会的各种利益机制,是新时代的新社群交易中各种利益的交换实现机制。这是一个新时代的共享机制,由高度发达的机械性智能综合技术加人类特有的智慧文明而构成。概括地说,智慧共享体系由智能技术集成体系及其应用与社会智慧共享机制共同组成。
“智能技术集成”是“智慧共享体系”的物质基础,“智慧共享体系”是“智能技术集成”的必然产物,智慧共享体系构成了非现场经济文明形成的基础与核心内容。智慧劳动就是借助于这个“智慧共享体系”的社会集成大脑而实现了“成本极低”和“速率极高”这两个特征。现在我们可以说,非现场经济的智慧共享体系成就了智慧劳动。这种智慧共享体系下的新文明共同体的主体思维也不再是单纯的个体主张,也就不再是带有个体评判为前提的分享式思维,而是群体借鉴型的共享式思维。智能终端和移动互联支撑的非现场经济文明是一个智慧共享体系基础上的“非现场经济”和“局部无人化经济”大趋势,是科学技术带来的人类文明发展历史的必然,呈现出的是一个智慧共享体系支撑下非现场经济新时代。
智慧劳动的形成
非现场经济是由智慧劳动引起的,是相对于质能经济的新经济表现形式,反映了当今的社会经济活动的主现象,其核心因素是智慧劳动。《新华字典》这样解释“智慧”(wisdom,wit):对事物能迅速、灵活、正确地理解和解决的能力。这种能力是一个质点系统组织结构合理、运行程序优良以及产生的功耗比较大的描述。智慧是一种能力,是在适应环境变化的过程中所成长和发展起来的一种适应能力。人类通过劳动改变自己、改善生活、改造世界,劳动是人类运动的一种特殊形式,无论是有价劳动还是无价劳动,都是可贵的和值得珍惜的。劳动是能够对外输出劳动量或劳动价值的人类运动,是人维持自我生存和自我发展的唯一手段,也是人类智慧的具体体现。因此,智慧劳动也就是指:人们为适应环境而作出的迅速、灵活、正确地理解和解决问题的能力运动的最新境界。
智慧劳动是人们对未来即将发生或可能发生的事情的预知速度和精准度,这种速度与精准度直接决定了生命的存在和发展可能性。进入非现场经济文明时代,人们开始借助于智慧共享体系从而轻易地可获得这种速度与精准度,智慧劳动与共建智慧共享体系也就成为了人类不断追求的最终结果。这里的智慧劳动是指借助于“智慧共享体系”这个“社会集成大脑”而产生倍增效应的一切劳动(不是单指技术性劳动,不分学历、不分技术、不分类型的一切借助智慧共享体系放大的社会劳动)。
传统经济学中著名的边际报酬递减规律又称边际收益递减规律则认为:在其他技术水平不变的条件下,在连续等量地把一种可变要素增加到其他一种或几种数量不变的生产要素上去的过程中,当这种可变生产要素的投入量小于某一特定的值时,增加该要素投入所带来的边际产量是递增的;当这种可变要素的投入量连续增加并超过这个特定值时,增加该要素投入所带来的边际产量是递减。
边际报酬递减规律表明了一个很基本的关系。当一种投入如劳动被更多地追加于既定数量的土地、机器和其他投入要素上时,每单位劳动所能发挥作用的对象越来越有限。土地会越来越拥挤,机器会被过度地使用,从而劳动的边际产量会下降。说得更明白一点就是,技术水平不变,并且土地、机器和其他投入要素按照既定数量不做变化,仅仅增加劳动的投入,带来的产量的变化就是边际报酬。通常,这种边际报酬会先增加再减少。可是,当进入非现场经济时代(人类第三文明期),由于人们的一般劳动借助于由智能科技集成孕育而来的共享型社会智慧大脑演变成了智慧劳动,这一转变直接导致了人们劳动效益构成和劳动效益分配发生巨变,彻底打破了传统经济学理论体系。此时,边际成本不再是先降后升,而是持续下降,几乎无穷接近于零;边际报酬也不会先增加再减少,而是持续增加,无穷接近于智慧劳动收益的最大化。
智慧劳动是人类劳动在信息经济高级阶段的最新表现形式,智慧劳动不仅是人类适应当今最新环境的能力,还是一种高效快速的发现事物、创造新事物运动的能力。新的劳动形态产生了新的效用,也产生了新的劳动属性。“智慧经济系统”中的各种非现场制作、非现场推销、非现场的应用或应用推广和各种非现场消费等的行为也就带有了某种劳动的属性,它们的所得同样是劳动所获,而不是“不劳而获”。它是我们新时代更大进步、更高拥有、更深改变的唯一源泉,推动的不仅是货币资本的主导,还培育着新劳动力资本的主导,这个“新资本”就是被智慧共享体系所放大的智慧劳动的效能值。
智慧劳动是新时代公民的权利和义务,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今天这个高级阶段所带来的新权利和新义务。
非现场经济学研究的意义
非现场经济研究是一种有根有源的与时俱进的“现在的思维”(LivingThinking),不是一种“过去的思想”(PastThought),是从人类文明历史发展中找到的思想精华。同时它更是一个“未来的思维”(FutureThinking),是站在未来回看现在。
进入21世纪,互联网经济和移动电商取得了惊人的成就,加之移动自媒体所展现出来的超强的民众参与影响力,结合人工智能化、工业4.0、量子计算等最新研究趋势,再次将非现场经济学说探讨和非现场经济意识认知力的需求带到了一个新高潮。非现场经济影响力正急速地渗透到社会的各个层面,直接导致了非现场经济环境下社群结构与社会协作关系变迁的加剧。当人类开始进入非现场经济的无疆界时代,传统社群一定地域内的基础被打破。无疆界的新社群逐步覆盖了地理社群,利益集体逐步被兴趣集体所替代,工业革命带来的缺乏社会接触和社群意识导致的严重社群感缺失得以再次修补与升华。互联网(特别是移动互联)即时通讯平台已由传统转到线上形成庞大的人际平台,打破了一定界限的地域和文化限制,即打破了“我是某一个地方的人”“我是某一个单位的人”的观念。非现场的智慧化共享型促使科技、教育、文化、艺术等部门越来越快地与各基础产业整合,改变了人类社会生活的基本形态,从而导致了社群的再度自由重组。各种不同的新社群建立的基础也不再是地域和利益,而是以共同感兴趣的内容为第一考虑。内容大于品牌的“自时代”到来了,随之而来的必定是社会经济结构的变迁。这种由高新智能科技带来的社会协作关系的变迁,正改变着我们的社会生活基础环境,影响并快速改变着我们的幸福社会生活模式。公开与共享的智慧共享体系,引发了社群的再度自由重组,使得平民可以低成本参与社会经济活动,也正是这种公开性与共享性撕碎了“无知之幕”,激发了他(她)们争取社会财富分配平等权的强大动力。非现场经济文明提供了一个平民平等参与的有效解决之道,那就是平民们积极主动介入到智慧共享体系里去,智慧共享体系让平民平等参与社会经济活动成为了可能。人们开始从关注集体、关注单位、关注企业转向了关注个体、关注个人、关注个体终端用户。社会智能化进程证明:非现场经济正逐步成为我们主流生活最为典型的表现形态。低门槛、无疆界、高效率的非现场经济特征,无情地冲击着以地域、身份地位和社会精英契约而建立起来的传统社会信任体系与社会规范。由此确立的新主体思维中的共享特征,最终成就了非现场经济核心动力机制——共享型社会大脑——智慧共享体系的形成与发育,推动人类社会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非现场经济文明阶段。
非现场经济时代的智能技术集成和智慧共享体系改变了劳动的形态,新的劳动形态下的“智慧劳动”极大地提升了劳动的自由度和劳动的综合效能,导致“智慧劳动”逐步开始起到主导经济的作用,使得“资本”不再是唯一的经济主导者。信息经济发展到这个高级阶段,智慧劳动将运用智慧共享平台的放大功能,逐步开始参与到主导新时代社会经济的变迁中来。这种新经济的主导作用,不仅带来了智慧经济时代“非现场经济”现象的新繁荣,还将给我们整个社会经济的形态、社会经济的结构以及社会财富分配及再分配的规则等,带来具有深远意义的变革性影响,以资本为主导的资本主义制度与市场经济体系将受到无情的涤荡。智慧劳动正通过非现场经济的智慧共享体系逐步替代资本,成为社会经济的新主导者。由于智慧劳动与资本的主导地位关系发生不可逆转的变化,导致了社会经济、政治、军事等制度与体系的变革均围绕着“智慧劳动”及“智慧共享体系”展开,不再是单一地围绕资本展开。于是,新的无疆界(及全球化)的社会制度将被重新构建,大工业革命时期为代表的围绕着资本而建立起来的资本主义体系,也将随着资本地位的削弱与社会体系的去资本化而逐步瓦解,资本主义终将逐步地自动消亡。
智慧交通未来趋势篇2
物联网
现今有84亿件物品互相连结,远大于全球人口数;不只是桌电、笔电或手机等3C产品相互链接,还有物流公司用智慧扫描仪做智慧物流,这是可以改变消费者与企业的趋势,但存在资安风险的问题。
智慧城市
这项趋势的成败取决于数据量跟数据是否足够,这有赖于政府部门与民营企业的合作;此外,发展中的5G网络是全世界通用的规格,如果产品被一个智慧城市采用,将可以应用在全世界的智慧城市。
AR与VR
增强现实(AR)与虚拟现实(VR),这两个技术最近开始降价跟提升质量,走向大众市场,FB发表了头戴式VR设备OculusGo,售价只要200美元;微软也发表了VR系统,可搭配HTC、三星与ACER等品牌的硬件使用。VR应用一开始以电玩为主,现在的应用却超越电玩,例如可以用来教学,像他靠着VR设备,把家里的插头电线完成配线,就像有水电技师在教学一样。
区块链
这项技术本质是编译码跟加解密,可以有效加密信息。区块链有很多不同应用方式,美国几乎所有科技公司都在尝试如何应用,最常见的应用是比特币跟其他加密货币的交易。
语音识别
语音识别是通用的无屏幕接口,可以迅速地整合在各项工具上,在智能设备跟手机上很好用,而Amazon的智能喇叭Echo现在发展到第三代,可以开关智能电灯、开口询问就能搜寻信息等。这项产业有个很大优点,就是发展技术的公司都打算把这项技术商品化,像是google、Amazon跟苹果的语音识别技术都可透过授权,使用在其他业者的硬件服务上。
人工智能
人工智能(AI)需要被教育,汇入很多信息才能进化,进而产生一些意想不到的结果。AI影响幅度很大,例如媒体业,现在计算机跟机器人可以写出很好的文章,而且1小时产出好几百篇,成本也低。AI对经济发展会产生剧烈影响,很多知识产业跟白领工作也可能被机器人取代。但他对于AI的态度很正面,这会让生活更好,例如自驾车绝对比人驾车更安全。
智慧交通未来趋势篇3
专利调查报告
随着人类社会的不断发展,未来城市将承载越来越多的人口。目前,我国正处于城镇化加速发展的时期,部分地区城市病问题日益严峻。为解决城市发展难题,实现城市可持续发展,建设智慧城市已被多个国家和地区提上发展日程。
自2008年IBM在纽约召开的外国关系理事会上提出智慧的地球这一理念以来,智慧城市的建设在国内外许多地区已经展开,并取得了一系列成果,国内的如智慧上海、智慧双流,国外如新加坡的智慧国计划、韩国的U-City计划等。
为了解目前全球范围内关于智慧城市的专利布局概况,我们在全球专利数据库中进行了检索,截至2017年11月21日,全球范围内共有与智慧城市主题相关的专利/专利申请共867件,合并后得到680组专利同族,其中国内专利457组,国外专利223组,国内专利数量基本为国外专利数量的两倍。
下文将从多个角度对这些专利族的布局状况进行解析,以了解智慧城市相关技术目前的发展状况和发展趋势。
一、申请趋势
下图是智慧城市相关专利在全球范围内的申请趋势:
图1申请趋势
上图可以看出,智慧城市相关专利的申请始于2006年,之后的五六年间始终保持着比较平缓的趋势,每年约有十来组申请,至2013年出现陡增,年申请量为68组,2017年突飞至269组。由于专利公开通常有一段时间的延迟,因此2017年的实际申请数量将会多于图示数据。从2017年目前已公开的173组可以预计,今年的申请量将仍会大于去年。
下图是智慧城市相关专利在国内外的申请趋势:
图2国内外申请趋势
可以看出,国外专利申请较早,且量始终在十组上下,直到2017年跃至108组;国内专利申请始于2008年,当年只有1件(专利号CN200820101052.8,申请人福建先创电子有限公司,内容涉及智能城市无线网络资源共享系统,该专利已由于未缴年费而失效),持续申请始于2010年,虽比国外晚,但发展较快,尤其近几年的年申请量均大于国外申请量。进一步进行统计,发现国外专利基本都是发明,只有1组韩国实用新型,而国内专利中,发明有316组,实用新型有131组,实用新型数量约为发明数量的一半。
下图是智慧城市相关专利在各个国家或地区的分布以及申请趋势,可以明显看出中国近几年在智慧城市方面的大力布局;另外韩国在该方面专利布局较早,但量始终不多;美国与中国的布局节奏相近,但从数量上来看,申请力度不及中国;其他国家仅有少量布局,例如德国、印度、日本、新加坡等。同时,2017年PCT申请增加至33组,可见各申请人在智慧城市方面,采用PCT申请进行海外布局也是比较常用的手段。
图3各个国家分布及申请趋势
二、申请人概况
下图是智慧城市相关专利的申请人排名,可以看出三星电子(SAMSUNGELECTRONICSCO.,LTD.)在这方面的毋庸置疑的优势,结合前文分析结果可知,三星电子的布局主要在美国和欧洲,在其本国仅有少量布局;其他申请人数量差距不明显,例如排名第二的申请人成都秦川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秦川科技)有19组,其是专业从事燃气表设计、生产、销售的高科技企业,KT公司(KTCORPORATION)位居第三,为16组,其前身为韩国电信,是韩国一家有线/无线综合通信服务提供商,侧重于信息和通信业务,占有韩国本地电话和高速互联网业务的最大市场份额。另外IBM公司(INTERNATIONALBUSINESSMACHINESCORPORATION)有6组,布局地均在美国。
图4申请人排名
下图是智慧城市相关专利排名靠前的申请人在近几年的申请情况,可以看出三星电子的申请基本都在去年和今年,其目前正处于大力布局期;秦川科技的19组专利均申请于2017年3月26日,且均为发明;KT公司申请较早,始于2006年,但2011年之后无申请;IBM公司不急不躁,申请节奏缓慢且平稳。
图5申请人申请趋势
三、技术聚焦
3.1IPC分类
下图是智慧城市相关专利的IPC统计分析,可以大致看出相关专利的布局方向,其中,大部分专利与电通信技术(H04)相关,尤其是数字信息的传输(H04L)方面;其次较多涉及物理计算、推算、计数(G06),尤其是专门适用于行政、商业、金融、管理、监督或预测目的的数据处理系统或方法(G06Q);另外还有少量专利涉及照明装置或其系统的功能特征或零部件、照明装置和其他物品的结构组合物(F21V)等。具体分布数量及IPC含义如下图所示:
图6相关专利IPC分布
在进行专利布局时,由于多种原因,使得国内申请人和国外申请人通常侧重点有所不同,下图是国外申请人关于智慧城市相关专利的IPC统计分析:
图7国外申请人相关专利IPC分布
通过对上面图6和图7的比较,可以发现出,国外申请人的专利布局侧重点在无线通信网络(H04W),其中主要是专门适用于无线通信网络的业务或设施(H04W4/00)、本地资源管理的无线资源分配(H04W72/04)、连接管理的连接建立(H04W76/02)、网络业务量或资源管理的业务量管理(H04W28/02
)等,也有为数不多的一些专利涉及专门适用于特定经营部门的系统或方法,例如公用事业或旅游(G06Q50)等方面;而国内申请人的布局侧重点在数字信息传输的传输控制规程(H04L29/08)、以协议为特征的数字信息传输(
H04L29/06),以及专门适用于行政、商业、金融、管理、监督或预测目的的数据处理系统或方法(G06Q)等方面。
3.2文本聚类
针对IPC分布图中每个IPC分类下的所有专利的文本内容进行组织和导航,绘制文本聚类图,以了解相关专利的文本聚类方向,从而了解申请人保护较多的技术聚焦方向,如下图所示:
图8文本聚类
上图可以看出,智慧城市相关专利内容聚焦于多个方向,从技术角度看,较多聚集于无线通信、移动通信、传输、安全、监控、终端、数据、模型、控制系统、设备等方面;从应用方面看,较多聚集于智能水表、城市交通、停车管理、城市照明、绿化、温度监控等市政企划管理等方面。具体地,对每个技术聚类的相关专利进行二次聚类,并整理成表格,如下所示:
表1二次聚类
根据上表中的分点地图可以看出,
①从技术角度
无线通信相关专利较多涉及服务器、网络、基站、空间多路复用、信道状态、拥塞控制、无线局域网、无线通信、身份验证、云服务等;
信息监控/安全相关专利较多涉及定位系统、远程、诊断、无线通信、全方位、管理系统、传感器信息等;
数据模型相关专利较多涉及三维、模型构建、用户界面、识别方法、神经网络、物联网、可视化等;
②从应用角度
信息监控/管理相关专利还较多涉及暖通空调、水力发电、电能表、城市照明、物联网、排涝、指挥,以及生物特征信息、身份验证等;
城市交通相关专利较多涉及交通信号、混合动力汽车、城市公交、交叉路口、立交桥、轨道交通、搜索、站牌、停车场、护栏、消防等等;
城市照明相关专利较多涉及太阳能、单灯、矩阵、物联网、断路器、电子、管理系统、控制等等。
四、总结
根据前文分析结果可以看出,无论是国外还是国内,智慧城市相关专利在近两年间均如雨后春笋般大量涌现,当前正处于智慧城市技术相关专利的大力布局阶段,其中以三星电子尤其突出,国内也有大量公司进行相关技术研发;目前国内专利中,实用新型约占比1/3;申请人采用PCT手段进行海外布局也是比较常用的方式。
总体来看,智慧城市相关专利布局大多集中于电通信技术(H04)尤其是数字信息的传输(H04L),以及物理计算、推算、计数(G06)尤其是专门适用于行政、商业、金融、管理、监督或预测目的的数据处理系统或方法(G06Q)。具体来说,从技术角度,较多聚集于无线通信、移动通信、传输、安全、拥塞控制、监控、定位系统、远程、诊断、控制系统、基站、终端、设备、身份验证、云服务,以及数据模型、用户界面、识别方法、神经网络等;从应用角度,较多聚集于智能水表、暖通空调、水力发电、城市交通、混合动力汽车、停车管理、城市照明、绿化、温度监控、排涝、指挥等市政企划管理等方面。
国内、外申请人的申请侧重点有所不同,国外申请人的专利布局侧重点在于智慧城市技术本身,主要是无线通信网络,例如专门适用于无线通信网络的业务或设施、本地资源管理的无线资源分配、连接管理的连接建立、网络业务量或资源管理的业务量管理等;而国内申请人在布局时对技术本身和技术应用并重,侧重点在于数字信息传输的传输控制规程、以协议为特征的数字信息传输,以及专门适用于行政、商业、金融、管理、监督或预测目的的数据处理系统或方法等方面。
国内企业对智慧城市的热衷度正空前高涨,各申请主体对智慧城市技术的专利申请正大力加强,无论是从技术方面还是应用方面,涉及内容都非常全面和宽广,涵盖了从数据模型到通信网络再到云服务、从智能家庭到市政企划的方方面面。在国家政策的强力推动下,我国的智慧城市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在这个发展过程中,存在着诸多机遇同时也面临着很多挑战,整个产业链的形成尚需较长时间的探索。面对这个有利契机,神州数码更需重视自主研发和技术创新,并注重利用专利制度保护自己的创新成果,同时运用先进理念和先进技术,结合本土,为智慧城市标准的建立为国家出谋划策,以助力我国智慧城市的更快更好实现。
专利常识
l什么是专利?
专利是专利权的简称。指按照专利法的规定,由国家专利机关授予发明人、设计人或其所在单位,在一定期限内对某项发明创造享有的专有权。
l专利如何才能受到保护?
一项新的发明创造只有申请专利,取得专利权才能受到法律保护。
l专利如何分类?
专利分为发明、实用新型、外观设计三种类型。
发明专利:是指对产品、方法或者其改进所提出的新的技术方案。能取得专利的发明可以是产品发明,也可以是方法发明。
智慧交通未来趋势篇4
【关键词】银行综合信息服务智慧网点
一、国内外银行的发展趋势
随着高规格外资银行的进驻和国内股份制商业银行服务创新进程的加快,银行业服务竞争日趋激烈。与我国的商业银行相比,国外尤其是西方国家(包括日本、韩国和东南亚国家)的银行体系从总体上讲,是比较先进和完善的。
(1)丹麦Jyske银行:Jyske银行是丹麦第二大商业银行,他将“以客户为中心”的理念发挥到极致,为零售及中型企业客户提供全方位金融解决方案。Jyske在战略上将客户利益最大化作为目标。Jyske在战术上注重每个客户的独特性需求。Jyske非常注重以客户易于接受的方式宣传自己的历史、价值观、和金融产品。
(2)日本瑞穗银行:日本瑞穗银行大力发展“个人广场”,定位于零售业务拓展,通过创建零售业务拓展专区(RBPS)来建立有效、特定的业务组织结构。
(3)国内某领先银行:建立专职团队,深入执行网点规划:21世纪银行业开始向全球化和区域化发展。①由服务于普通大众的传统业务转向服务目标客户;②智能资源投入代替人力和物力的投入成为银行最宝贵的资产;③销售模式由以往“出售自己的产品”转向“满足客户的需要”;④销售网络由原来的分支机构转向多元化和电子化的传递渠道。
二、现状分析
如何快速提升银行物理网点服务客户的水平,创新银行客户新体验,增强营业网点服务竞争力,就成了银行服务客户工作中必须要考虑的问题。由于各地情况的不同、各行对服务客户工作重视程度不同,当前银行各个地区的服务水平存在发展不平衡的状况。银行各营业网点服务方面的问题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1)硬件问题。硬件问题包括网点功能分区、视觉形象、人员配备三类问题。(2)软件问题。没有将服务质量的高低列入对各行的绩效考核体系中。目前的绩效分配体系中,服务考核的比重为零。这挫伤了服务先进行,而且纵容了服务落后行,形成了银行服务管理的一个漏洞。(3)网点缺乏对企业文化的融入。银行的服务现状突出体现在:大厅排队之痛、营销理财之弱、VIP优服之疏、员工精神之乏。
三、系统概述
笔者凭借多年来在银行范围内的产品应用经验,成功制定出了新一代智慧化网点的战略方案,为打造未来银行网点建设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中国银行业是需要智慧银行的,智慧的银行需要智慧的网点,只有从业务运营创新与转型、整合的风险管理、新锐的洞察与应变能力以及部署动态的IT基础架构着手,把智慧融入创新银行的营运模式,才能实现中国银行业的发展腾飞。
新一代智慧的网点具备如下特点:
(1)流程优化且高效。涉及与客户交互的流程被集中进行预处理化,确保流程合理性,大幅节省了柜台办理业务的时间,提高了整体效率。持续开发新产品和新流程,提高竞争力并打入新市场。
(2)客户洞察与营销。通过各种科技手段来发现并分析个人、团体和组织的信息,从而更深入的了解客户,并根据客户需求进行针对性的营销。
(3)智慧网络互联。基于WIFI智慧“网”络覆盖全网点区域,客户可以在网点免费限时使用银行提供的宽带上网服务。
(4)全方位宣传。网点由内到外将各类产品信息通过各种媒体信息介质与客户交互,大容量的传送客户信息。
(5)资源整合。将跨区域、跨职能部门、跨服务业务及跨渠道、跨设备管理、跨流程应用整合到一个平台,从而形成一个共享客户视图,并为客户提供“一站式”服务。
通过实现新一代智慧网点总体目标,自主研发了智慧网点综合信息平台,该平台牢牢以客户为中心,达成优化客户结构、整合创新流程、提高柜面效率、提升网点营销水平的效果。
系统功能:
(1)合理准确定位目标客户,提高客户体验度。明确网点的差异化客户定位,通过差异化服务吸引客户升级,提高客户满意度。
(2)实现对不同目标客户,进行差异化主动服务营销。考虑客户基础和行业发展趋势,银行应采取做强高端、做大中端、做简低端的客户策略,重点关注中高端客户,并充分挖掘中端客户的潜力。
(3)合理划分功能分区,实现渠道分流和营业现场客户分流。未来智慧型网点的渠道配置分为二步,第一步是以网点当前客户及业务处理情况为基础,对网点各类渠道数量进行评估。根据网点客户到达和业务处理情况,给出网点服务评价指标;比较网点日均交易量及网点忙时交易量,分析网点繁忙时段的评价指标变化情况。第二步,综合考虑转型后网点渠道业务定位,结合网点未来业务发展与服务效率提升情况,对网点渠道配置计算最终结果。①渠道业务分流―未来渠道受理业务范围有所变化,交易功能在网点逐渐弱化。②处理效率提升―系统升级、作业集中一定程度上提升柜员业务处理效率。③未来业务发展―网点周边经济增长,整体业务量有所提升。
(4)定位柜台业务的考核方向,建立面向营销服务为主的新的激励机制。理清网点岗位关系,完善网点岗位职责;针对各类型网点落实执行差异化的考核指标。
(5)优化客户对产品的认知,增强客户对银行产品和服务使用、体验的兴趣。
(6)整合银行现有设备管理、业务流程优化管理,形成统一的管理平台。
(7)通过后台集中、IT优化、制度优化等多种手段支持临柜及后台流程改进,在网点可率先加强大堂预处理环节,提升业务效率并提高客户体验。
四、网点规范配置
网点总体设计理念,遵循5分原则,即网点分类、功能分区、服务分层、客户分流、产品分销。根据网点实际情况将网点分为4个类型。财富中心、理财中心、精品网点、基础网点。网点模块化的布局设计,充分体现灵活布局的理念,并将功能区划分为:咨询引导区、现金服务区、非现金服务区、客户等候区、贵宾服务区、自助服务区6个功能区域。
智慧交通未来趋势篇5
我国很多城市已经如火如荼的开展起来。根据目前的趋势,在2012年甚至整个“十二五”期间,还会有更多的城市乃至区县加入到智慧城市的建设行列。
智慧城市规划和建设进入高潮期
据统计,我国规划和在建的智慧城市数量已达36个,密布在环渤海、长三角、珠三角地区,三大区域的智慧城市数量占据了总数的74%。其中,环渤海地区有9个,占总数的26%;长三角地区有11个,占总数的31%;珠三角地区有6个,占总数的17%。此外,武汉城市群、成渝经济圈、关中-天水经济圈等中西部地区也已经呈现出较好的发展态势。
从智慧城市在不同级别城市分布来看,一级城市包括北京、上海、广州、深圳都提出了智慧城市建设规划,二级城市有65%开展智慧城市规划和建设,三级城市的比例为18%。在笔者的工作中,也看到了像北京的海淀、佛山的禅城、常州的武进等区县也已提出智慧城市建设规划。
2012年智慧城市建设趋势判断
首先,更多的二、三线城市和区县将加入智慧城市建设行列。智慧城市理念之所以受到城市管理者的青睐,除了物联网等技术推动促成的大趋势,更重要的是智慧城市能够成为城市创新发展的新引擎。通过智慧城市建设,能够从一定程度上缓解交通拥挤、能源资源紧张、环境污染等“城市病”,还能提升应急、安全等城市管理水平,从而提升整个城市的品牌和美誉度。同时,智慧城市建设还创造了一个巨大的IT市场机会,实践中我们也看到了一些企业因某城市智慧城市的建设而在该城市落户发展。因此,继一线城市和发达的二线城市之后,其他二、三线城市和区县会继续对智慧城市保持关注,并适时加入建设行列。
其次,已提出规划的城市将进入务实建设期或阶段调整期。2011年一些城市在智慧城市规划的基础上,陆续了建设的行动计划,并在一些领域着手项目建设。2012年智慧城市建设会集中在基础设施和热点应用上,基础设施如宽带网络、无线城市、物联网基础设施等,热点应用包括交通、医疗、能源、安全生产等。建设过程中,一些较早开始智慧城市规划和建设的城市会对之前的建设方向进行局部调整,原因主要在于智慧城市发展环境的快速变化,包括国家政策的逐步明晰、新一代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后续城市的赶超以及热点应用的变化。
进一步明确应用和产业成为智慧城市建设的两大抓手。纵观已的智慧城市建设规划,对热点应用和智慧城市产业关注点的不同带来了不同的建设模式。如北京智慧城市建设特别强调企业整合服务、企业网络运营、城市智能运行和市民数字生活等四类智慧应用;宁波智慧城市则关注网络数据、软件研发推广、智慧装备和产品研发与制造、智慧服务业等智慧城市相关产业,并召开了智慧城市技术与应用产品博览会(简称智博会);而作为智慧城市试点的深圳则提出了智慧产业和智慧城市两大生态系统的理念。2012年智慧应用和智慧产业会进一步明确成为智慧城市建设的两大抓手,“以应用带动产业、以产业促进应用”将会保证智慧城市建设的可持续性。
智慧城市建设应采取的对策建议
主动对接国家对智慧城市建设的部署。智慧城市建设由于其综合性、复杂性、先进性,国家层面目前还没有主管的部门,从目前智慧城市试点城市授牌的情况也能反映这一点。也正是由于智慧城市的这些特点,预计未来对智慧城市还会是多头管理的情况,但包括工信部、科技部、发改委等在内的国家部委在2012年会明确各自管理的重点和职责。各地智慧城市建设应主动对接以上部门的相关部署,争取相关的政策支持,从政策层面保障本地智慧城市建设能够脱颖而出。
结合城市的整体发展规划突出特色。智慧城市理念经过两三年的发展,虽然对于什么是智慧城市还存在争议和讨论,但各地的实践已经为我们勾勒出了基本的框架:基础设施、智慧应用、智慧产业、保障体系构成了智慧城市的基本要素。而每个城市的情况不同,其智慧城市的定位必然也是不同的,关键在于明确智慧城市在城市整体发展中的作用,即我为什么需要智慧城市、我在哪些方面需要智慧城市。如北京将“文化智能传承”作为其智慧城市建设目标之一,就充分体现了北京作为全国文化中心的需求;又如上海将“两化”深度融合作为智慧城市重点专项之一,则体现了将两化融合与智慧城市综合考虑推进。“共性+个性”是智慧城市建设的要求,而其中“个性”可能是要更多思考的方面。
智慧交通未来趋势篇6
没错,以上是一个已经初露锋芒的趋势,虽然到最终实现还要经历很长一个过程,但这个趋势的意义和潜力却足够分量,世界正在变得越来越智慧。
这里讲的智慧,并非是一个或夸张或含混的噱头,而是日渐呈现的看得见摸得着的现象。层出不穷的智能应用正逐步渗透进世界的具体运作,如研发、制造、购买和销售实体物品的系统和流程,执行服务的系统和流程,人员流动、货币流通,石油、水、电资源的流动,数以亿计人们的工作生活,无处不在,无所不包,智慧正在迈进世界运行的轨道。
智慧城市是一个全新的理念,其核心特征是将信息资源作为重要的生产要素,来推动经济转型升级,再创发展新优势。目前我国上海、北京、广东、福建、深圳、南京、宁波等地纷纷提出建设智慧城市发展战略,意在抢占先发优势。
城市,让生活更美好。这一主题除了传达城市化进程之外,更是昭示人们注意智慧城市的端倪。上海世博会可以汇集全世界城市发展的思路,科技和经验,最终在理念层面上,为中国城市化大战略贡献智慧。可以说,上海世博会最大的成就,绝不单单在于它建设多少场馆,接待多少游客,创造多少收入,更重要的是它能够在多大程度上给中国城市发展带来“智慧城市”发展的新思路,能够在多大程度上改变过去那种圈地盖楼、投资办厂的钢筋水泥式的城市化实践,能够在多大程度上激发各地方、各行业的创造力和系统思维。
“一张优质的网络是建设智慧城市最重要的基础。”中国移动宁波分公司总经理姚志坚如是说。智慧城市是以互联网、物联网、电信网、广电网、无线宽带网等网络组合为基础,以智慧技术高度集成、智慧产业高端发展、智慧服务高效便民为主要特征的城市发展新模式。智慧化是继工业化、电气化、信息化之后,世界科技革命又一次新的突破。利用智慧技术,建设智慧城市,是当今世界城市发展的趋势和特征。虽然通信网络和物联网技术都是智慧城市的重要支撑,然则智慧城市的研发现状和成果又如何呢?
智慧城市,智能几何
全球各个城市正大力投入建设智慧的交通。智能交通卡系统使得新加坡陆地交通管理局能够设计出优化的路线和日程,减少交通拥堵,提升公共交通的吸引力,同时将过路费漏缴率降低了80‰并使陆地交通管理局的绩效翻了一番,实现每天车费交易达到2000万次。
计算能力现在正被应用于计算机之外。事实上,计算能力几乎无所不在,任何人、任何物体、任何流程或是任何服务,在任何规模的机构中――都能实现数字感知和网络互联。想象一下万亿个物体相互联系并互可感知的前景,车辆、家电,摄头,道路、管道,甚至应用到医药和畜牧业。再想一下这一切互动所产生的信息量,这将是前所未有的。
并且,所有一切都更加智能,新的计算模式可以控制大量的终端用户设备、传感器、作用器,并将它们联系到强大的后台系统上。再辅之以诸如超级计算机的先进计算能力,以及配合“云计算”的新计算模式,众多数据得以转换成信息。
“智慧城市”是一种看待城市的新角度,是一种发展城市的新思维。它要求城市的管理者和运营者把城市本身看成一个生命体,要求人们认识到,城市本身不是若干功能的简单叠加,城市是一个系统,城市中的人、交通、能源、商业、通信、水这些过去被分别考虑、分别建设的领域,实际上是是普遍联系、相互促进、彼此影响的整体。只不过由于科技手段的不足,这些领域之间的关系一直是隐形地存在。
而在未来,借助新一代的物联网、云计算、决策分析优化等信息技术,通过感知化、互联化、智能化的方式,可以将城市中的物理基础设施、信息基础设施、社会基础设施和商业基础设施连接起来,成为新一代的智慧化基础设施,使城市中各领域、各子系统之间的关系显化,就好像给城市装上网络神经系统,使之成为可以指挥决策、实时反应、协调运作的“系统之系统”。
这些信息又可以被转化为行动,提高系统,流程和基础设施的效率、生产力和反应速度。
生病不用住院,足不出户就可以通过监控器让医生了解到病人的血压、心脏、脉搏等情况;交通流量大时可提前疏导;河流被污染时可马上发现排污口……人们可以用手机移动接收和发送关于城市生活的一切信息,看病、上班、出差、休闲都变得方便轻松。
“其实智慧城市并没有想象中那么神秘、抽象,它的一些功能已经在日常生活中得到体现,如市民卡、校园通、手机挂号、短信群发、手机银行、电子政务……都早已在宁波推广应用。”中国移动宁波分公司总经理姚志坚表示。谁在唱研发主角
而当物联网和智慧城市战略确实上升到一个国家的经济、科技战略层面,各地政府就没有理由在继续沉默观望,在中国有句古话叫“早起的鸟儿有虫吃”,于是各地政府、高校和企业为了能在该战略中快走一步都纷纷采取了系列动作。
在北京,同方股份、中国移动、大唐移动、中科院软件所、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北京邮电大学等物联网产业链上的40余家企业和研发机构,共同组建了中关村物联网产业联盟。江苏则紧抓传感网产业发展契机,积极开展无线传感网络技术研究及应用,极大地提升了江苏传感网产业的创新能力。尤其是江苏无锡市,其颇具先发优势,作为国内物联网发展的试验田,无锡物联网的发展一开始就引起各方关注。具体言之,无锡物联网发展有国家扶植、配套设施相对完善、产业各方支持和实际应用几个方面的优势。
构筑“智慧城市”,上海电信瞄准先进信息技术,紧跟科技前沿,把握城市未来走向。电信将在世博园区率先部署LTE无线4G网络,使在世博园区通过手机、电脑、电视实时流畅地观看高清视频。电信也将率先在世博村酒店的客房,提供基于IPV6的物联网应用样板,体验智能家居之美好。
同时,宁波也将智慧城市的研发放到了城市发展首位。在其规划中,宁波市政府选择以宁波大学、浙江大学软件学院等为依托,建设智慧城市企业经营管理人才、软件开发的创新型科技人才的教育培训基地,以宁波职业技术学院(服务外包学院),大红鹰职业技术学院等为依托,建立网络数据中心、商业运营应用等所需的中高级职业技工教育培训基地。
同时,宁波市政府将重点对智慧技术和产品研发、智慧应用系统试点示范工程、智慧产业基地创建、人才引进和培养等方面给予政策支持。全市每年用于智慧城市建设的扶持资金不少于10亿元,并组建智慧城市建设专业投资运营公司,引导更多的社会资金投向智慧城市建设。
今年7月初,中国电信与宁波市政府签署了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双方将围绕“智慧城市”发展目标,坚持“高端定位、应用牵引、融合创新、试点带动”的原则,以智慧应用为核心,以创新应用为动力,以建设先进智慧设施、智慧产业园区为重点,积极构建“智慧城市”应用示范推广的全国支撑平台。
“作为改革开放前沿城市,宁波经济发达、信息化应用水平先进。”王晓初说,近年来,中国电信在宁波已建立了遍布城乡的光网络、高速数据承载网,率先在宁波开通了3G移动通信网络,诸多创新型技术成功应用,为促进地方经济发展及本地企业走向全国乃至全球提供了优质高效的信息化服务。
王晓初表示,中国电信将继续加大对宁波的资金投入,支持并参与宁波网络数据基地、应用软件研发生产推广等六大基地建设,充分利用中国电信在光网络、3G移动通信网等方面的资源优势,致力于将宁波建成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光?无线城市”,加快培育壮大物联网产业。“电信部门以‘光进铜退’和‘超越行动’两大行动来构建宁波‘光?无线城市’,具备了从有线到无线、固话到移动、窄带到宽带全程全网的多样性的互联及通信能力。”中国电信宁渡分公司副总经理董嘉奋表示,下一步,电信还将积极参与智慧制造、智慧贸易、智慧金融、智慧公共服务等宁波十城市应用系统的开发研究和标准制定,尤其侧重智慧家居,智慧交通、智慧医疗等方面。
与此同时,企业巨头们也都在忙于奔走智慧城市市场。思科全球副总裁徐启威曾在中国通信业发展高层论坛上演讲时透露,每年思科会投入50亿研发资金在智能生活设施领域进行研发。“在2004年之前,通信网主要的使命是解决人与人之间的通信,比较简单,比如收发电子邮件或者是浏览网站,在2004年以后宽带业务开始并且非常迅猛的发展。2006年,多业务融合承载IP的手段,2008年,一些技术也随着宽带的推动产生,值得一提的就是3G。”徐启威表示,2010年以后网络发展不单是解决基本通讯的问题,而是要发挥网络力量能够提高我们的生产效率,改善我们的生活。
在上海世博会上,思科有独立的展馆,主要展示了2022年,人们怎么通过网络来提高他们的生活水平。而在网络结构方面,徐启威认为,最底层是IP为准的基础设施,运营商在这是有很大的优势。
徐启威建议,应该建立一个一体化的运营中心,不但要解决消费者的应用,并且要把政府的有关的应用融合在一起,来提供公共的服务可以提供一系列的跟人们生活有关的服务。增强生活品质,可持续经济增长,放大基础设施投资,改善公共服务城市管理。而针对这个领域,徐启威透露,思科每年研发的资金超过50亿美元,这50亿美元一大部分投入智能网络领域。
IBM也早已布局智慧未来,虽然“智慧地球”这条路一直都在,但通过IBM的系统化,理论化阐释,使它更清晰和易行。IBM大中华区首席技术官兼IBM中国研究院院长李实恭博士说,当“智慧地球”去年底在全球提出时,IBM的研究部门开始梳理哪些技术与智慧地球相关,结果有趣地发现,在全球的研发体系里有50%的技术与智慧地球有关系,在中国研究院,这个数字则高达近100%。这个统计数字,足以让李实恭向外佐证,“智慧地球”不是凭空想象,它是建立在IBM研究机构长期对趋势的研究地基之上。这家公司对实现“智慧地球”的骄傲和自信,恰恰来源于其雄厚的技术积淀。
王阳领导下的IBM中国开发中心有5000名工程师和众多的行业合作伙伴,该中心负责IBM软件部五大产品在中国的应用开发。在王阳看来,这五大软件产品从数据的采集、数据管理、数据分析、协作等方面很好地支撑了智慧地球的落地。
“智慧城市是一个很新的概念,宁波市委,市政府把它作为一个具体实施的项目,非常具有远见卓识。”中国电信集团公司总经理王晓初近日高度赞扬了宁波的“智慧城市”建设,并表示将与宁波一起探索共建智慧城市深层次的长期战略合作关系。
遭遇难关转向平台化
“智能城市的建设,需要为中国城市量身定做,这意味着更多的本地研发。”项立刚说。以智能城市中的网络接人为例,欧美城市和中国城市有着巨大区别。在欧美,由于地广人稀,所以无线网络的建设更加实惠方便。但在中国,仅北京望京这样一个区域,就聚集着30万居民,如果以无线网络为主,网络很快就会瘫痪。
当一个商业公司提出了跟地球、城市相关的宏伟生态蓝图时,除了向它投去佩服的目光,人们也会质疑其实现的可能性和难度。
IBM并非没有自知自明。在所有接受采访的IBM高管看来,最大的挑战莫过于“协作”和“合作”。IBM大中华地区董事长及首席执行总裁钱大群特别强调,IBM要发起一场“大合唱”,而不是“独唱”。
伦敦、芝加哥、韩国仁川自由经济区等地的摄像头,使得警方和其他应急反应部门更快更精确的获得报警信息,从而挽救生命。但是有的市民表达了不安情绪。谁掌握所有这些数据?他们如何处理这些数据?我能信任他们吗?数据安全吗?还有其他类似的安全顾虑。现在,很多公司和政府都为智慧基础设施带来的竞争力,以及经济与环境发展优势感到欢欣鼓舞――智慧的基础设施包括智慧的电网、智慧的铁路、智慧的排水系统、智慧的建筑等。但是,这是不是意味着我们的关键基础设施的安全度和可靠性就像一个网络页面那样脆弱?
这些重要问题需要整个社会所有相关方进行认真思考。我们需要建立的不只是技术和业务系统。我们必须建立起能够代表各个方面的社会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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